美国作家蕾切尔·西蒙斯曾在就读于牛津大学期间,给自己的女性朋友们发送了一封邮件,询问她们「你是否曾被另一个女孩折磨或取笑?」24 小时之内,她的收件箱就堆满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回复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那段时间,面对着这些答案,她陷入了困惑:到处都是关于男孩攻击和霸凌行为的文章,讨论女孩霸凌问题的却非常少。但事实上,女孩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攻击文化:在面对冲突时,女孩们会采取非肢体接触、间接、隐蔽的形式来攻击彼此,这样的现象、伤害,甚至重塑着她们的人生。
蕾切尔把相关的观察、访谈和思考整理成一本书,名为《女孩们的地下战争》。
女孩们的地下战争并不是美国社会的孤例。这本书出版后,不少中国读者在社交网络上也回忆起了自己的遭遇——高中时的女同桌,会故意把垃圾落在自己的凳子上;一位转学生走在楼道里,会被几个女同学故意伸出脚绊倒,一颗门牙因此断成两截;自己的女儿在幼儿园大班时突然被最好的朋友孤立,因此经常大哭……
中国读者@不吃饺子的阿喵呜因此感慨道:「女孩子的霸凌不是男孩那种身体的、武力的,是满天飞的小纸条,是眼神、表情,和语气,是孤立和关系暴力——更难识别,伤害却很大。」
蕾切尔发现,传统社会文化对女性是苛责的,人们对「好女孩」要求甚高,期望甚远,「好女孩」们往往顺从、谦卑,不会为自己的观点争取过多的讨论空间。女孩们一旦展现得过于好斗、激进,就会受到评判。在这样的规训下,女性从小到大遭遇的批判和忽视,远远超出每个人的想象。
蕾切尔的女儿今年10岁——和她采访过的女孩们年岁相仿。在家里,她会观察女儿的表情,会和女儿互相分享生活,她悉心保护着、教养着女儿。在她看来,关注学龄女孩之间的隐性攻击行为,能让更多人看到「好女孩」的个体牺牲,更重要的是,这也关于我们该如何认真对待女性、对待自己。
以下自述,根据《人物》和蕾切尔的访谈,以及书稿整理而成——
文|令颐
编辑|金匝
1
8岁时,我亲身经历过一起霸凌事件,这也是我开始关注校园霸凌和女孩之间隐形霸凌的起点。
那是读三年级时,在老师们眼中,我是个猛打猛冲的孩子,总是一口气做完除法练习和地图小测验,然后错不该错的题目,但我就是喜欢第一个写完。在学校里,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阿比,但有一段时间,她总是想把我和其他朋友分开。她告诉人们,不要再做我的朋友,她先是跟我最好的朋友悄悄议论我,很快就说服了对方抛弃我去跟其他女孩玩耍。课后,我们一起到社区中心上舞蹈课,阿比拉拢了我的朋友们,劝她们也离我远远的。
那时候,我只有8岁,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可怕,我也感觉非常悲伤,我一直不明白阿比为什么会这样做。
这段经历一直在困扰着我,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说实话,上学的时候,我很想受到同学们的欢迎,我想被一群女孩接纳,因为我想被人们接受。有时我会想,如果再见到阿比会是怎样一番场景?我还想象了自己可能会问她的问题。
16 年后,我在英国念书,一个深夜,我在学校和朋友们分享了这段回忆,没想到的是,有6个朋友都有类似的故事,在她们自己的过去中,都有一个「阿比」在纠缠不休。
后来我就去图书馆,想弄清楚阿比为什么要那样对我,我相信图书馆里一定有书或者研究能解释女孩的霸凌行为,但几轮搜索下来,我一无所获:关于男孩攻击和霸凌行为的文章比比皆是,讨论女孩霸凌问题的却屈指可数。没有相关研究,没有家长手册,没有为孩子们准备的可爱指南。我经历了某些痛苦的遭遇,但我没有看到社会对它有所反应、有所改善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发现,女孩们被忽略了,并没有人把女孩之间的隐性攻击当作重要的事情来谈论。事实上,女孩中存在着一种隐性的攻击文化,其中盛行着瘟疫般的霸凌行为,独特且具有毁灭性。与男孩之间的攻击行为不同的是,女孩之间的攻击并不体现在直接的肢体或口头语言之中。
我最大的疑问和感受是,为什么没有著作来研究这些隐性行为呢?哪怕只有十本。我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。
为此,我去了十所不同的学校工作,并在美国三个不同的区域生活,那段时间,我采访了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几百位学龄女孩。这些女孩有完全不同的背景,她们来自不同种族,成长环境也分布在城市、郊区或者农村,当时所做的采样范围还算是很广的。
很多时候,人们的态度是,女孩之间的关系向来如此。我在采访中遇到过这样一件事:13 岁女孩谢里的朋友们,突然都不和她说话了,父亲很担心她,联系了谢里一位朋友的母亲了解情况。这位母亲不屑一顾 :「女孩儿嘛。」她说这是典型的女孩行为,不必担心,女生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,会过去的。「你小题大做啦。」她这样告诉谢里的父亲,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?」
她的评论反映了人们对女孩之间另类攻击行为的普遍态度: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。一位学校辅导员告诉我:「一直都是这样,一直都会这样。我们无能为力。」
2
在每个班级的学生面前,我会先做自我介绍,告诉女孩们我们要讨论什么。不出意外,她们通常都先是一怔,然后恍然大悟。讨论什么?在课堂上吗?她们偷偷笑了,窃窃私语。
大部分和孩子谈论霸凌行为的成年人处理问题时都会说这种话:别欺负人,和小伙伴好好相处。我则是从反方向入手,我的出发点不是劝阻不良行为,而是希望她们帮助其他女孩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和这些女孩子的交流过程中,很多女生会和我诉说她们的遭遇。类似的故事听得多了,我觉得我真的背负了很多孩子们内心的痛苦。虽然我明白自己只是一名研究者,但还是会对她们产生强烈的保护欲。
有一次,我在一所小学采访完之后,刚一走出学校,坐进车里我就没忍住开始大哭。
那天,一个10岁的女孩给我讲了她最亲近的好朋友开始在学校孤立她,和其他同学一起排挤她。我坐在她对面,看着她,她是那么年轻,那么单纯,很平静地讲述着她的遭遇。但我知道,那一定是一段非常残忍的经历,她感受到的,其实是一种强烈而深刻的痛苦。这是非常可悲的,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,也非常困惑。
类似这种女孩之间的隐形攻击总是被忽略,后来,一项研究让这一现象发生了转变。
一个挪威研究团队公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女孩研究。他们发现,女孩并非与攻击行为绝缘,而是采用非传统的途径来表达愤怒。研究团队猜测:「如果出于种种原因,攻击者无法(通过肢体或口头表述的方式)直接对目标进行攻击,她们就不得不另辟蹊径。」
研究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理论:由于文化规则不允许女孩采取公开攻击行为,她们便诉诸非肢体的攻击形式。
此后,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小组根据上述研究结果,分出三类攻击行为 :关系攻击、间接攻击和社交攻击。我将这些行为统称为「另类攻击行为」。
珍妮也是我访问过的一个女孩,她转学过来,但在新学校,布里安娜和麦肯齐像蜂后一般掌控着整个七年级,珍妮还没来得及向同学们介绍自己,她们就已经开始给她取代号了,称她为「毛茸茸的荡妇哈丽雅特」。她们告诉所有人,说珍妮在足球场后面的树林中与男生厮混。
布里安娜和麦肯齐组建了一个小组织——「讨厌荡妇哈丽雅特联合会」。她们成功说服大部分女孩加入,两个不感兴趣的女孩除外。所有成员在走廊路过珍妮时都要说「Hhiiiiiiiiii……」。她们会拖长「你好」的尾音,好让她听清这是小组织名称的首字母 :HHHI。刚开始的几天,珍妮努力置之不理,但一周将尽,她被尴尬和恐惧吞噬了。
她努力克制,直到写完作业再哭,而且总是默默地哭,躲在枕头下抽泣。几个月后的一天,珍妮看见女孩们在教室传一张请愿书,「我发誓永远讨厌荡妇哈丽雅特」,上面这样写着,班里几乎每个女孩都签名了,还附上了长长的列表,列举大家都应该讨厌她的理由。整个七年级,珍妮孤身奋战。同龄人对她的刻薄态度很难被人发现,没有老师注意到或替她出面干涉。
现实中,一些另类攻击行为成功地逃过了成人的眼睛。为了逃避责难,女孩会退却到甜美的表面之下,无声地互相伤害。她们悄悄地使眼色、传纸条,长时间隐秘地控制他人,在走廊为难其他女孩,转身、窃窃私语、微笑。
在访问的过程中,那些令我印象最深刻、最痛心的故事,往往都和亲密朋友之间的互相伤害有关。
我们经常想象,霸凌的施害者会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人,是一个随机的人,但实际上,对女孩来说,施害者往往都是你爱的人、你信任的人,也可能是对你的自尊心有很大影响的人。
我发现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,像我在书中提到的凯茜就是其中一个。凯茜和贝卡从一年级开始就是好友,后来,凯莉搬来了,也开始和贝卡一起玩耍。刚开始,三人很亲密,但在过去的几周中,凯莉和贝卡开始特别亲密,她们开始一起针对凯茜,开始无视她,不和凯茜说话或一起做事。午餐后她们要在一个地方集合,要排队去上课,大家都围成一圈说话,她们会勾肩搭背但不让凯茜加入。
后来,凯莉在学校算不上新生了,她开始警告其他女孩别和凯茜一起玩耍。贝卡到处说凯茜在背后辱骂凯莉,而凯莉则在四处传纸条,说凯茜住在棚屋里,穷到连好衣服都买不起。凯茜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想上学了,她们会让凯茜感觉 :「凯茜,走远点,我们要开始说你了。」
凯茜很难用语言描述自己的不幸遭遇,没有老师注意到这些朋友们以沉默的刻薄态度对待她,这让她感到非常无助,而这种无助感又慢慢转化为自责。
而且,被攻击的人和攻击者越是亲近,伤害就越深。一位高一学生告诉过我:「朋友了解你,也知道该怎么伤害你。她们知道你真正的弱点,也完全知道该怎样摧毁一个人的自尊。她们会让你内心崩溃。」
而这种尖锐的刻薄,可能会伴随你一辈子,甚至可以决定你变成怎样的人。
3
我在访问中发现,面对女孩的霸凌问题,家长往往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沮丧。
这些人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每天回家哭泣,或在工作时因为女儿假装肚子疼被叫到学校,或是看着孩子被嘲讽而感到尴尬,或是看着孩子越发孤单,一些家长自责,还有的则对女儿的消极被动感到愤怒。
在我被阿比排挤之后,晚餐前,妈妈在做饭,我便向她哭诉。她当时没有说什么。但之后,妈妈每天放学都会去接我。车门一关上,我就知道自己安全了。
如果一个女孩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被欺凌的时期,未来,她很难信任工作中的其他女性同事或其他女性朋友,因为她没有安全感,她无法放松。有时你会听到一些女性说,我只和男人做朋友,这让我很难过。
我们无法忽略一件事,被霸凌过的女孩在日后大多会成为母亲。这些女性会透过自己的苦难去看待女儿,(她们)会对女儿的同龄人感到多疑、愤怒,并且在生活中充满焦虑。
她们很难不把自己的经验叠加到孩子身上。比如说,你的孩子放学回家后可能会说,今天没有人和我一起吃午饭。因为你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,你会产生联想:这太可怕了,这是不对的。而你根本没听到孩子也说了「这没关系」,你会忽略到孩子本身的感受。
而且,放学并不见得能舒一口气。数据显示,11岁到18岁的青少年中,约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,都成为过网络霸凌的靶子。
现在,社交媒体将校园霸凌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地方,这给孩子、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老师带来了巨大的新挑战。
手机和电脑成了新的涂鸦墙,用户们只需轻点鼠标,就能摧毁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和声誉。女孩们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正无缝对接起来,这个「永远做最好的朋友 2.0 版」的新时代令人喜忧参半。
害怕和同龄人发生正面冲突的女孩,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发泄,她们的线上状态和聊天信息里常常充斥着愤怒、沮丧和威胁。一个初中女孩在类似于网络日志的Tumblr的公开状态中写道: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,是他妈的撒谎精。」24 小时之内,数百名同龄人都会在自己的页面转发该评论,或通过点「赞」表忠心。
社交媒体成了一种武器,可以将孩子的声誉和自尊碾成粉末。网络霸凌行为依然会让成人和女孩惊慌失措,大部分学校都会和学生谈论这个问题,但此类事件若是发生在家庭中,很少有学校会采取行动。
许多学校继续拒绝干预网络霸凌事件,因为它们并非发生在校园之内。然而,所有教师都清楚,校外发生的网络霸凌事件,很快就会反弹回校内,扰乱集体秩序。2010年,美国发生了好几起和网络霸凌相关的自杀事件,国家开始要求各校区在反霸凌政策中加入关于电子攻击的内容。马萨诸塞州韦斯特波特的一项政策是,禁止那些「让霸凌目标生活在充满敌意的校园环境中、侵犯目标在校权利,或对教学过程及校园秩序造成实质性干扰」的网络霸凌行为,无论是在学校附近,还是校园活动中、校内还是校外。
4
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,很多女性经常会被告知,「她们真的需要改变」。但真正需要改变的,根本就是这个世界。
这个世界对女性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。比方说,有一个大家经常听到的称呼,「好女孩」。人们对「好女孩」有太多期待和要求了:「好女孩」是聪明、勤奋的,她在学校里总是知道习题的正确答案。除了这些,「好女孩」通常还得很容易相处,做他人要求的一切。在美国,人们对好女孩的期望是,你会很受欢迎,或者你在社会上会很有地位。
「好女孩」有朋友,而且有很多朋友。她们顺从、谦卑,不会为自己的观点争取过多的讨论空间,也不会表现得比别人强。她们一旦展现得过于好斗、激进,就会受到评判,大家会评价她咄咄逼人,过于直言不讳,过于直接。
也有研究证实,从很小的时候起,父母和老师就会阻止女孩进行肢体攻击,或者叫停她们引发冲突的一些行为,但面对男孩的小冲突,成人要不就表示鼓励,要不就不屑于插手。如果女孩进行公开攻击,就会被病态地称为不够女人味,或被贴上更可怕的标签。
一直以来,男性拥有更多权利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,也总是被默许可以与对方发生冲突。我们会发现,在小时候,男孩就习惯于争论。例如,研究人员观察到,当男孩们在玩游戏时,如果他们对规则有分歧,他们会一直争论,直到他们得到满意的答案。但当女孩们在学校的游戏中发生冲突时,她们往往会彼此走开,停止游戏。
其实,学会与社会上的某种意见相左,和锻炼肌肉一样重要。如果不举重、不锻炼,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,它们就不会发育。在我看来,现实是男孩有更多的机会来「发展肌肉」,他们从文化中得到了更多的许可,并且得到了更多实践的机会,在这一点上,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大的自由度,这是一种特权。
作为女性,我们需要培养的必备能力是,不要总是自责。而是要辨别哪些方面是自己的问题,而哪些问题本身应该是这个由男性主导的系统来做出改变的。任何时候,女性群体如果被要求改变真实的自我,这本质上是一种压迫。
如果女性受到的教育、获得的信息是劝阻她们进行自我表达、罔顾自己的需求,那么这其实是厌女症的一种体现。因为这个体系剥夺了女性的声音,并且给女性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号——她们必须保持沉默,才能被接受,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
在我的整个研究过程中,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,是卡萝尔·吉利根和琳恩·布朗共同写作的《在十字路口相遇》。布朗和吉利根说道 :「认真对待女孩,也会鼓励她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想法、感受和经验,并将这种认知延续下去,甚至寻回那些已经失去的自我认知。」
我觉得我是个很勇敢的人。平常,我最大的爱好是骑山地自行车,我喜欢冒险。我也喜欢在电视上演讲,我很享受那种必须在强压力下应付自如的情况。
到了今天,我觉得我做过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,是主动选择成为一名单身母亲。我一个人带着女儿,现在,她快11岁了。当妈妈是我一直想做的事,我很感激我做到了。同时,作为一名母亲,我想,如果这个世界能承认女孩的隐性攻击文化,更能帮助她们走出困境。
作为父母,首先,同理心是你的女儿陷入社交斗争时最渴望得到的东西。请记住,你的女儿的同龄人文化常常拒斥或否认感受:「你太敏感了」「我没那样,你误会了」「我只是开玩笑」。那么多人都说她的感受毫无根据,她需要你的帮助,才能认可自己的感受。同理心看似微不足道,却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。这需要父母慢下来,承认并思考孩子受伤、被拒绝或悲伤的感受。
行动也可以表达同理心,可以思考并询问孩子,怎样帮忙,会让她在学校和家中更好受。观察孩子的日常情况,看看怎样可以帮她减轻负担。想办法了解她午餐和课间时做什么。如果自己一个人待着,去哪儿比较好呢?可不可以每周安排她去图书馆、艺术课或健身房两次?这些都不是终极解决方法,她也不能习惯性地逃避学校的日常,但如果她真的很痛苦,也许你可以为她找到一个喘息的空间。
大部分女孩不会告诉父母有关霸凌的状况。这个问题男孩、女孩都一样,被欺负是每个孩子深深的耻辱。一些女孩可能没法判断出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是不合理或错误的,反而会将问题埋在心底,认为都是自己的错,不愿意说出来。孩子也可能觉得,既然没有规定能制止这种行为,老师也发现不了,那就不值一提,也无须追究。
就像我访问过的一位老师,在学生时代曾自杀未遂,因为当时朋友都躲着她,她觉得很尴尬,所以不愿告诉母亲。「我觉得妈妈肯定没经历过这些,她从来没说过。不想告诉她,说有其他女孩找碴欺负你,真的很尴尬。」
如果你用客观的方式告诉孩子自己了解学校生活—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。你「懂」女孩的隐性攻击文化,女儿就会感到安全,愿意告诉你最黑暗的角落。问的时候随意一点,比如在开车回家的路上,晚饭前在餐厅里,或看电视插播广告时。
每年我都在美国各地的城镇给父母做演讲。不出意料,听众大部分是女性。会有一些爸爸来,但大部分父亲都认为,这是「女孩的事情」,应该扔给妈妈处理。这是不对的。也许爸爸的独特视角正是女孩所需的,男性能够远离女孩社交圈的纷纷扰扰,这让他们成了乱象中的完美观察员。
改变女孩隐性攻击文化的最大希望之一正是老师们。正是在教室中,女孩能够有机会明白,另类攻击行为是不够坚定自信的表现。老师们可以教导女孩,间接攻击和操控他人都不是表达负面情绪的恰当方式。如果老师们可以公开探讨不同形式的另类攻击行为,整个班级就会对这种举动更为敏感。老师可以讲述孩子经历过另类攻击行为的故事,可以公开讨论自己经历过的霸凌,可以利用教学时间讨论班级的社交动态,可以和同事共同努力分享有效的管理策略、讨论年级的社交环境,可以花时间表扬班级中的实话实说和坚定自信之举。
到现在为止,我已经和超过万人进行过交谈,许多人都从我的建议中受益,但大部分人更想听故事。他们很想了解我遇到的其他家长和女孩的经历,他们有何感受?他们面对着哪些选择?他们如何克服障碍?
现在我们的任务是,和每一位女孩、每一位家长以及每一位教师普及隐性攻击文化,共同探讨女孩之间的冲突和关系。女孩将会明白,交朋友是一种选择,而不是强制命令。她们会明白,友谊是一种选择的结伴关系,关爱和冲突都是正常现象。如果女孩懂得了关系是可以选择的,冲突很正常,她们在社交中就不会再纠缠于自己能维持多少份理想化的友谊。
在隐性攻击文化中挣扎,是痛苦而孤独的,但从他人的故事中,我们可以听到自己、看到自己,我们可以明白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。我们会知道,自己总有一天,会走出这种感觉,一切都会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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